ন্যায্যতা

太宗刚即位时，中书令房玄龄上奏说：“秦王府旧时的部属，至今还没得到官职的，都抱怨前太子东宫及齐王府的旧臣，认为他们的升迁比自己先获得安置。”

太宗说：“古人所说的‘至公’，是指公平宽恕、毫无私心。丹朱、商均是尧、舜的儿子，但尧、舜却废弃了他们；管叔、蔡叔是周公的兄弟，但周公却诛杀了他们。由此可知，身为君主，应当以天下为公，不对任何事物存有私心。昔日诸葛孔明，身为一个小国的宰相，尚且说：‘我的心就像秤一样，不能为任何人偏轻偏重，何况我如今治理的是大国呢？’朕与诸公的衣食皆出自百姓，这是百姓的劳力奉献给了上位者，而上位者的恩德却尚未惠及下民，如今之所以选拔贤才，正是为了寻求安定百姓。用人只问是否胜任，岂能因为是新人还是旧人而有所区别？凡是刚见面的人尚且要亲近，何况是旧部属，怎能一下子就忘记呢！但如果才能不胜任，难道能因为是旧人就优先任用吗？现在不论他们的才能如何，只是一味抱怨，这难道是至公的道理吗？”

贞观元年，有人上书建议，将秦王府旧兵全部授予武职，并召入宫中担任宿卫。太宗告诉他说：“朕以天下为家，不能对任何事物存有私心，只要有才能德行就任用，岂能以新旧来区分？况且古人说：‘兵器就像火，如果不加以收敛，终将自焚。’你这个想法，并不能增益政事与治理。”

贞观元年，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曾被召见，没有解下佩刀就进入了东上阁门，走出阁门后，监门校尉才察觉。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建议，因监门校尉未察觉，罪当处死，而长孙无忌误带刀入宫，应判两年徒刑，并罚铜二十斤。太宗同意了。大理少卿戴胄反驳说：“校尉未察觉，无忌带刀入内，同样都是过失。臣子对待尊贵的君主，不能称作‘误’，法律规定：‘供奉御用的汤药、饮食、舟船，如果不合规矩的，一律处死。’陛下若要录用他的功劳，那不是司法部门所能决断的；若要依法论处，仅仅罚铜并不合理。”

太宗说：“法律不是朕一个人的法律，而是天下的法律，怎么能因为无忌是皇亲国戚，就想要动摇法律呢？”于是下令重新审议。封德彝坚持原议，太宗打算听从，戴胄又上奏反驳说：“校尉是因为无忌才导致犯罪，按法律应当从轻，若论他们的过失，情理是一样的，但生死却截然不同，所以冒死固请。”太宗于是免去了校尉的死罪。

当时，朝廷大举选拔官员，有人伪造资历，太宗下令让他们自首，不自首的处以死刑。不久，有伪造资历的事被揭露，戴胄依据法律判处流放并上奏。太宗说：“朕当初下敕令，不自首者死，现在判决却从轻，这是向天下显示朕不讲信用。”戴胄说：“陛下应当立即杀了他们，这不是臣所能管的，既然交付司法部门，臣不敢违背法律。”太宗说：“你坚守法律，却让朕失信吗？”戴胄说：“法律是国家向天下布告大信的手段，言语只不过是当时喜怒的表达罢了。陛下发一朝之忿，而许诺杀人，既然知道不可行，而将其交付法律，这是忍受小忿而保存大信，臣私下里为陛下感到可惜。”太宗说：“朕在法律上有失误，卿能纠正，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！”

贞观二年，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：“朕近来见到隋代的遗老，都称赞高颎是善于做宰相的人，于是查看了他的传记，他确实公平正直，尤其懂得治理的根本，隋朝的安危，系于他的存亡。炀帝无道，枉杀了他，何尝不想见见这个人，放下书本感叹不已！又从汉、魏以来，诸葛亮担任丞相，也十分公平正直，曾上表废除廖立、李严于南中，廖立听说亮去世，哭着说：‘我这辈子完了！’李严听说亮去世，发病而死。所以陈寿评价说：‘亮之治政，开诚心，布公道，尽忠益时者，虽仇必赏；犯法怠慢者，虽亲必罚。’卿等岂可不仰慕并达到他的境界？朕如今常仰慕前代帝王的善行，卿等也应当仰慕宰相的贤德，如果能这样，那么荣耀与高位，就可以长久保持。”

房玄龄回答说：“臣听说治理国家的要道，在于公平正直，所以《尚书》说：‘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。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。’孔子也称赞‘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’。如今圣上的思考所崇尚的，确实足以达到政教的源头，尽到至公的要旨，涵盖宇内，教化天下。”太宗说：“这正是朕心中的想法，哪有跟卿等说了却不实行呢？”

长乐公主是文德皇后所生。贞观六年即将出嫁，太宗敕令有关部门准备的嫁妆，加倍于长公主。魏征上奏说：“昔日汉明帝想分封他的儿子，明帝说：‘我的儿子怎能与先帝的儿子同等呢？可以减半给予楚王、淮阳王。’前代史书引为美谈。天子的姐妹称长公主，天子的女儿称公主，既然加了‘长’字，确实是因为比公主尊贵。情分虽然有差异，但礼义上没有等级的区别。如果让公主的礼仪超过了长公主，道理上恐怕不行，实在希望陛下深思。”太宗称赞说好。

于是将此事告诉皇后，皇后感叹说：“常听说陛下敬重魏征，却不知道原因，如今听了他的谏言，竟然能用大义制约君主的私情，真是国家的栋梁之臣！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妻，承蒙礼敬，情义深重，每当有话要说，必先观察脸色，尚且不敢轻易冒犯威严，何况是臣下，情分疏远、礼制隔阂？所以韩非称之为‘说难’，东方朔称其不易，确实是有原因的。忠言逆耳却利于行动，治理国家的人最迫切需要它，采纳它则世道清明，杜绝它则政令混乱，真诚希望陛下详察，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！”于是请求派遣使者携带帛五百匹，前往魏征住宅赏赐他。

刑部尚书张亮因谋反罪下狱，诏令百官议论，多说张亮当诛，只有殿中少监李道裕上奏说张亮反迹未具，说明他无罪。太宗正盛怒，最终杀了张亮。不久，刑部侍郎职位空缺，命令宰相精心挑选人选，多次上奏都不满意。太宗说：“朕已经得到合适的人了。往日李道裕议论张亮说‘反迹未具’，可谓公平了。当时虽然没用他的话，至今追悔莫及。”于是授予道裕刑部侍郎。

贞观初年，太宗对侍臣说：“朕如今孜孜求贤，想要专心政道，听到有好人，就提拔驱使。但议论的人多说‘那些人都是宰相的亲戚故旧’，只要公等至公，行事不要避讳这些言论，反而成了作态。古人说‘内举不避亲，外举不避仇’，是因为举荐得到了真正的贤才。只要能举荐任用有才能的人，即使是子弟及有仇嫌的人，也不得不举荐。”

贞观十一年，当时屡次有宦官充任外使，胡乱上奏，事情败露，太宗大怒。魏征进言说：“宦官虽然地位卑微，但狎近左右，时有言语，轻而易信，这种暗中的谗言，造成的祸患特别深。今日陛下圣明，一定没有这种忧虑，但为子孙后代教化，不可不杜绝其根源。”太宗说：“若非卿提醒，朕怎能听到这番话？从今以后，停止派遣宦官充任使者。”

魏征于是上疏说：臣听说身为君主，在于善待善良，厌恶邪恶，亲近君子，远离小人。善恶分明，则君子进；厌恶邪恶显着，则小人退。亲近君子，则朝廷没有坏政；远离小人，则听政不偏私邪僻。小人并非没有小善，君子并非没有小过。君子的小过，如同白玉上的微小瑕疵；小人的小善，乃是铅刀的一割。铅刀一割，良工不看重，小善不足以掩盖众恶；白玉微瑕，善贾者不弃，小疵不足以妨碍大美。善待小人的小善，称之为善善；厌恶君子的小过，称之为恶恶，这就如同蒿草与兰花同嗅，玉石不分，屈原之所以沉江，卞和之所以泣血，原因在此。既已识别玉石之分，又辨别蒿兰之臭，善善却不能进用，恶恶却不能除去，这就是郭氏之所以成为废墟，史鱼之所以留下遗恨的原因。

陛下聪明神武，天姿英睿，志在博爱，引纳多途，好善却不甚择人，疾恶却未能远佞。又出言无隐，疾恶太深，听到人的善行或许不全信，听到人的恶行却以为必然。虽有独到的明察，仍恐道理或许未尽。为何呢？君子宣扬人的善行，小人揭发人的恶行，听到恶行必信，则小人之道长了；听到善行或许怀疑，则君子之道消了。身为国家，急于进君子而退小人，反而使君子之道消，小人之道长，则君臣失序，上下隔绝，乱亡不顾，将何以治理呢？且世俗常人，心无远虑，情在告讦，好言朋党。以善相成谓之同德，以恶相济谓之朋党，如今清浊共流，善恶无别，以告讦为诚直，以同德为朋党。以之为朋党，则谓事无可信；以之为诚直，则谓言皆可取。此君恩所以不结于下，臣忠所以不达于上。大臣不能辩正，小臣莫之敢论，远近承风，混然成俗，非国家之福，非为治之道。适足以长奸邪，乱视听，使人君不知所信，臣下不得相安。若不远虑，深绝其源，则后患未之息也。如今侥幸而未败者，在于君有远虑，虽失之于始，必得之于终。若时逢少懈，往而不返，虽欲悔之，必无所及。既不可以传诸后嗣，复何以垂法将来？

且夫进善黜恶，是对待别人；以古为鉴，是用来要求自己。照镜子看容貌在于止水，反省自己在于哲人。能以古代哲王为镜反省自己的行事，则容貌的妍丑宛然在目，事情的善恶自得于心，无劳司过之史，不假刍荛之议，巍巍之功日著，赫赫之名弥远。身为君主者，怎能不致力呢？臣听说道德之厚，莫尚于轩辕、唐尧；仁义之隆，莫彰于舜、禹。欲继轩、唐之风，将追舜、禹之迹，必镇之以道德，弘之以仁义，举善而任之，择善而从之。不择善任能，而委之俗吏，既无远度，必失大体。

只奉三尺法律，以绳四海之人，想求垂拱而治，不可得也。故圣哲君临，移风易俗，不资严刑峻法，在仁义而已。故非仁无以广施，非义无以正身。惠下以仁，正身以义，则其政不严而理，其教不肃而成。然则仁义，理之本也；刑罚，理之末也。治理有刑罚，犹执御之有鞭策，人皆从化，则刑罚无所施；马尽其力，则鞭策无所用。由此言之，刑罚不可致理，已很明显。

故《潜夫论》曰：“人君之治莫大于道德教化也。民有性、有情、有化、有俗。情性者，心也，本也；化俗者，行也，末也。是以上君抚世，先其本而后其末，顺其心而履其行。心情苟正，则奸慝无所生，邪意无所载。是故上圣无不务治民心，故曰：‘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？’道之以礼，务厚其性而明其情。民相爱，则无相伤害之意；动思义，则无畜奸邪之心。若此，非律令之所理，此乃教化之所致。圣人尊德礼而卑刑罚，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，而后任咎繇以五刑。凡立法者，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，乃以防奸恶而救祸患，检淫邪而内正道。民蒙善化，则人有士君子之心；被恶政，则人有怀奸乱之虑。故善化之养民，犹工之为曲豉也。六合之民，犹一荫也，黔首之属，犹豆麦也，变化云为，在将者耳！遭良吏，则怀忠信而履仁厚；遇恶吏，则怀奸邪而行浅薄。忠厚积，则致太平；浅薄积，则致危亡。是以圣帝明王，皆敦德化而薄威刑。德者，所以循己也，威者，所以治人也。民之生也，犹铄金在炉，方圆薄厚，随溶制耳！是故世之善恶，俗之薄厚，皆在于君。世之主诚能使六合之内、举世之人，感忠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恶，各奉公正之心，而无奸险之虑，则醇酽之俗，复见于兹矣。”

后王虽未能遵，专尚仁义，当慎刑恤典，哀敬无私，故管子曰：“圣君任法不任智，任公不任私。”故王天下，理国家。

贞观之初，志存公道，人有所犯，一一于法。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，但见臣下执论，无不忻然受纳。民知罪之无私，故甘心而不怨；臣下见言无忤，故尽力以效忠。顷年以来，意渐深刻，虽开三面之网，而察见渊中之鱼，取舍在于爱憎，轻重由乎喜怒。爱之者，罪虽重而强为之辞；恶之者，过虽小而深探其意。法无定科，任情以轻重；人有执论，疑之以阿伪。故受罚者无所控告，当官者莫敢正言。不服其心，但穷其口，欲加之罪，其无辞乎！

又五品已上有犯，悉令曹司闻奏。本欲察其情状，有所哀矜；今乃曲求小节，或重其罪，使人攻击惟恨不深。事无重条，求之法外所加，十有六七，故顷年犯者惧上闻，得付法司，以为多幸。告讦无已，穷理不息，君私于上，吏奸于下，求细过而忘大体，行一罚而起众奸，此乃背公平之道，乖泣辜之意，欲其人和讼息，不可得也。

故《体论》云：“夫淫泆盗窃，百姓之所恶也，我从而刑罚之，虽过乎当，百姓不以我为暴者，公也。怨旷饥寒，亦百姓之所恶也，遁而陷之法，我从而宽宥之，百姓不以我为偏者，公也。我之所重，百姓之所憎也；我之所轻，百姓之所怜也。是故赏轻而劝善，刑省而禁奸。”由此言之，公之于法，无不可也，过轻亦可。私之于法，无可也，过轻则纵奸，过重则伤善。圣人之于法也公矣，然犹惧其未也，而救之以化，此上古所务也。

后之理狱者则不然：未讯罪人，则先为之意，及其讯之，则驱而致之意，谓之能；不探狱之所由，生为之分，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制，谓之忠。其当官也能，其事上也忠，则名利随而与之，驱而陷之，欲望道化之隆，亦难矣。凡听讼理狱，必原父子之亲，立君臣之义，权轻重之序，测浅深之量。悉其聪明，致其忠爱，疑则与众共之。

疑则从轻者，所以重之也，故舜命咎繇曰：“汝作士，惟刑之恤。”又复加之以三讯，众所善，然后断之。是以为法，参之人情。故《传》曰：“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。”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，以为情也者取货者也，立爱憎者也，右亲戚者也，陷怨仇者也。

何世俗小吏之情，与夫古人之悬远乎？有司以此情疑之群吏，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，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，欲其尽忠立节，难矣。凡理狱之情，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，不严讯，不旁求，不贵多端，以见聪明，故律正其举劾之法，参伍其辞，所以求实也，非所以饰实也，但当参伍明听之耳，不使狱吏锻炼饰理成辞于手。孔子曰：“古之听狱，求所以生之也；今之听狱，求所以杀之也。”

故析言以破律，任案以成法，执左道以必加也。又《淮南子》曰：“沣水之深十仞，金铁在焉，则形见于外。非不深且清，而鱼鳖莫之归也。”

故为上者以苛为察，以功为明，以刻下为忠，以讦多为功，譬犹广革，大则大矣，裂之道也。夫赏宜从重，罚宜从轻，君居其厚，百王通制。刑之轻重，恩之厚薄，见思与见疾，其可同日言哉！且法，国之权衡也，时之准绳也。权衡所以定轻重，准绳所以正曲直，今作法贵其宽平，罪人欲其严酷，喜怒肆志，高下在心，是则舍准绳以正曲直，弃权衡而定轻重者也，不亦惑哉？诸葛孔明，小国之相，犹曰：“吾心如秤，不能为人作轻重。”

何况万乘之主，当可封之日，而任心弃法，取怨于人乎！又时有小事，不欲人闻，则暴作威怒，以弭谤议。若所为是也，闻于外其何伤？若所为非也，虽掩之何益？故谚曰：“欲人不知，莫若不为；欲人不闻，莫若勿言。”为之而欲人不知，言之而欲人不闻，此犹捕雀而掩目，盗钟而掩耳者，只以取诮，将何益乎？臣又闻之，无常乱之国，无不可理之民者。夫君之善恶由乎化之薄厚，故禹、汤以之理，桀、纣以之乱；文、武以之安，幽、厉以之危。是以古之哲王，尽己而不以尤人，求身而不以责下。故曰：“禹、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；桀、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”为之无已，深乖恻隐之情，实启奸邪之路。

温舒恨于曩日，臣亦欲惜不用，非所不闻也。臣闻尧有敢谏之鼓，舜有诽谤之木，汤有司过之史，武有戒慎之铭。此则听之于无形，求之于未有，虚心以待下，庶下情之达上，上下无私，君臣合德者也。

魏武帝云：“有德之君乐闻逆耳之言。”犯颜之诤，亲忠臣，厚谏士，斥谗慝，远佞人者，诚欲全身保国，远避灭亡者也。凡百君子，膺期统运，纵未能上下无私，君臣合德，可不全身保国，远避灭亡乎？

然自古圣哲之君，功成事立，未有不资同心，予违汝弼者也。昔在贞观之初，侧身励行，谦以受物。盖闻善必改，时有小过，引纳忠规，每听直言，喜形颜色。故凡在忠烈，咸竭其辞。自顷年海内无虞，远夷慑服，志意盈满，事异厥初。高谈疾邪，而喜闻顺旨之说；空论忠谠，而不悦逆耳之言。私嬖之径渐开，至公之道日塞，往来行路，咸知之矣。邦之兴衰，实由斯道。为人上者，可不勉乎？臣数年以来，每奉明旨，深惧群臣莫肯尽言。臣切思之，自比来人或上书，事有得失，惟见述其所短，未有称其所长。又天居自高，龙鳞难犯，在于造次，不敢尽言，时有所陈，不能尽意，更思重竭，其道无因。且所言当理，未必加于宠秩，意或乖忤，将有耻辱随之，莫能尽节，实由于此。虽左右近侍，朝夕阶墀，事或犯颜，咸怀顾望，况疏远不接，将何以极其忠款哉？又时或宣言云：“臣下见事，只可来道，何因所言，即望我用？”

此乃拒谏之辞，诚非纳忠之意。何以言之？犯主严颜，献可替否，所以成主之美，匡主之过。若主听则惑，事有不行，使其尽忠谠之言，竭股肱之力，犹恐临时恐惧，莫肯效其诚款。若如明诏所道，便是许其面从，而又责其尽言，进退将何所据？

欲必使乎致谏，在乎好之而已。故齐桓好服紫，而合境无异色；楚王好细腰，而后宫多饿死。夫以耳目之玩，人犹死而不违，况圣明之君求忠正之士，千里斯应，信不为难。若徒有其言，而内无其实，欲其必至，不可得也。太宗手诏曰：省前后讽谕，皆切至之意，固所望于卿也。朕昔在衡门，尚惟童幼，未渐师保之训，罕闻先达之言。值隋主分崩，万邦涂炭，惵惵黔黎，庇身无所。朕自二九之年，有怀拯溺，发愤投袂，便提干戈，蒙犯霜露，东西征伐，日不暇给，居无宁岁。降苍昊之灵，禀庙堂之略，义旗所指，触向平夷。弱水、流沙，并通輶轩之使；被发左衽，皆为衣冠之域。正朔所班，无远不届。及恭承宝历，寅奉帝图，垂拱无为，氛埃靖息，于兹十有余年，斯盖股肱罄帷幄之谋，爪牙竭熊罴之力，协德同习，以致于此。自惟寡薄，厚享斯休，每以抚大神器，忧深责重，常惧万机多旷，四聪不达，战战兢兢，坐以待旦。询于公卿，以至隶皂，推以赤心。庶几明赖，一动以钟石；淳风至德，永传于竹帛。克播鸿名，常为称首。朕以虚薄，多惭往代，若不任舟楫，岂得济彼巨川？不藉盐梅，安得调夫五味？赐绢三百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