দণ্ডবিধি

贞观元年，唐太宗对侍臣说：“死去的人不能复生，因此执法应当宽容简易。古人说，卖棺材的人希望这一年闹瘟疫，并不是对人有什么仇恨，只是因为这样有利于棺材的销售罢了。如今司法官员审理案件，必定要求严苛深究，以此来追求自己的政绩考核。现在应当采用什么办法，才能使判决公正平允呢？”

谏议大夫王珪上前回答说：“只要选拔公正正直、善良贤能、断案公允恰当的人，给他们增加官阶、赐予金银，那么奸邪虚伪的行为自然就会止息了。”太宗下诏采纳了他的意见。

太宗又说：“古代审判案件，必定要向三槐、九棘的官员询问，如今的三公、九卿，就是当年的这些职务。自今以后，所有的死罪都交由中书省、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省九卿共同商议。这样做，大概就能免除冤假错案了。”从此直到贞观四年，判处死刑的全国仅有二十九人，几乎达到了刑罚被搁置不用的地步。

贞观二年，太宗对侍臣说：“近来有奴仆告发主人谋反，这是极坏的恶法，必须严加禁止、彻底断绝。假设真有人谋反，必定不是一个人能单独完成的，最终必然会与他人商议；既然是众人商议的事情，也必然会有其他人谈论，难道还需要靠奴仆来告发吗？从今以后，凡是奴仆告发主人的，一律不予受理，全部拉出去斩首处决。”

贞观五年，张蕴古担任大理寺丞。相州人李好德一向患有风疾，言语涉及妖妄，太宗下诏令其审理此案。张蕴古上奏说：“李好德癫痫发作有迹可循，按法律不应当治罪。”太宗答应将他宽大处理。张蕴古却将皇帝的旨意私下透露给李好德，还引诱他一起玩博戏。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疏弹劾了张蕴古。太宗大怒，下令在东市将张蕴古斩首。

过後太宗感到后悔，对房玄龄说：“你们各位吃着国家的俸禄，就应当分担百姓的忧愁，事情无论大小，全都要放在心上。如今朕不问你们就不说，看到事情发生也全都不加劝谏，算什么辅佐之臣？像张蕴古身为执法官员，却与囚犯玩博戏，泄漏朕的旨意，这也确实是罪状十分严重。但如果依照常规法律，罪不至死。朕当时正在盛怒之下，便下令处决了。你们竟然没有一个人进言，主管司法部门的官员又不进行复奏，于是就这样把人杀了，这难道是合理的做法吗？”于是下诏规定：“凡是判处死刑的案件，即使下令立即处决，也都必须经过五次复奏。”死刑实行五次复奏，就是从张蕴古开始的。太宗又说：“墨守成规来判定罪名，恐怕会有冤屈。自今以后，门下省复核案件时，如果有根据法律应当判处死刑，但情理上有可怜悯之处的，应当记录下来上奏给朕。”

张蕴古最初在贞观二年时，以幽州总管府记室的身份兼任中书省直值，曾上表呈献《大宝箴》，文辞义理极其优美，可以用作规劝和告诫。其内容是：

自古及今，俯察仰观，唯有君王独揽威福，要做一个好君王实在艰难。占据普天之下，处于王公之上，征收各地特产以作贡献，百官随从应和君王的号令。因此心生恐惧的日子渐渐松懈，邪僻放纵的情趣日益滋长。哪里知道事端往往起于疏忽之处，祸患常常生于意料之外。

所以圣人受命于天，拯救苦难，渡过危困，将罪过归于自己，把恩泽推给民众。太阳无私地普照大地，至公无私没有偏爱。因此是以一个人来治理天下，而不是为了一个人去奉养天下。用礼仪来禁绝奢侈，用音乐来防范安逸。左边记录言论，右边记录政事，出行时鸣锣开道，入宫时清道戒严。调和四季的严寒与温煦，使日月星辰的运行合乎常度。所以君王自身的行为就是法度，言辞就是律音。不要以为神明不知，居于高处倾听底层；不要以为有些小错没有祸害，日积月累就会酿成大祸。快乐不可达到极致，极乐就会变成哀伤；欲望不可肆意放纵，纵欲就会酿成灾祸。

在宫内建造九重宏伟宫殿，而自己居住的地方不过容纳双膝；那些昏庸的君王却不知满足，用美玉装饰台阶，用珍珠建造房屋。在面前摆满山珍海味，而自己吃饱不过为了合口；那些狂妄的君王不存正念，糟蹋粮食堆成丘陵，挥霍美酒积成池塘。不要让内心的荒淫沉迷於女色，不要让外表的荒淫沉迷於田猎；不要崇尚难得的珍宝，不要聆听亡国之音。内在荒淫会摧残人性，外在荒淫会荡涤人心；贪求难得之物会导致奢侈，聆听亡国之音会导致淫乱。不要自恃尊贵而傲视贤才侮辱士人，不要自恃聪明而拒绝劝谏自以为是。

曾经听说夏桀的故事，听到进谏便急忙起身；也曾经听说魏明帝的故事，被大臣拉扯衣裾而停止前行。安抚那些心怀不安的人，要像春日的暖阳、秋日的朝露；胸怀宽广气度宏大，推崇汉高祖的大度宽容。处理这世间的各种政务，如同脚踩薄冰、身临深渊；战战栗栗，效法周文王的谨小慎微。《诗经》说：“懵懂不知。”《尚书》说：“无偏无党。”把他人与自己视为一体，将喜好与厌恶抛开。众人唾弃之后再加刑罚，众人都赞悦之后再施行奖赏。

削弱强权而治理乱象，伸张屈挠而匡正冤屈。所以说：要像天平秤砣和量石一样，不预先设定事物的数量，悬挂起来的事物，轻重自然显现；要像水和明镜一样，不向事物预示形态，作为映照的事物，美丑自然暴露。不要混混沌沌而污浊不清，不要过分皎洁而孤高自清；不要昏暗不明，不要过分苛察。即使冕旒遮住了眼睛也能洞察尚未成形的苗头，即使用黄色的棉球塞住了耳朵也能倾听无声的细语。将心神放纵在清澈宁静的境界，让灵魂遨游在至高大道的精髓之中。敲击它，宏大细微的声音都会相应；舀取它，无论浅深都会盈满。

所以说：天穹清朗，大地宁静，君王坚贞。四季不言语而按时更迭，万物无所造作而自然长成。哪里知道是帝王贡献了力量，而天下却能一片和平。我们的大王平定乱世，凭智慧和力量战胜群雄；人们畏惧他的威严，还未能怀念他的恩德。当今皇上顺应天命，用纯朴的民风进行教化；百姓感念初期的安宁，却未能确保长久。于是效法金镜，穷究神明与本性。

用真诚之心对待他人，用实际行动回应言论。包容治理的本体，润色修饰辞令。天下是大家的天下，君王一人享有庆幸。张开罗网对天祈祷，抚琴吟诗抒发情怀。日复一日，念念不忘。唯有心怀仁德之人才能招致祥瑞，上天自然会保佑他。谏臣主管直言纠错，敢于向君王禀报先前的疑虑。

太宗对此大加赞赏，赐给丝绸三百段，依然任命他为大理寺丞。

贞观五年，太宗下诏说：“京城的各官署，近来上奏决断死刑犯，虽然名义上说是三次复奏，但往往在一天之内就草草了结，根本没有时间仔细思索，这样三次上奏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即使后来有所追悔，也已经来不及了。从今以后，京城各官署上奏决断死刑犯，应当在两天之内进行五次复奏，天下各州则进行三次复奏。”太宗又亲笔下诏说：“近来主管部门审理案件，大多拘泥于法律条文，虽然案情有值得怜悯之处却不敢违反法律，墨守成规来判定罪名，恐怕会有冤屈。自今以后，门下省复核案件时，如果根据法律应当判处死刑，而情理上有可怜悯之心的，应当记录案情上奏给朕。”

贞观九年，盐泽道行军总管、岷州都督高甑生，因为违背了李靖的军事调遣，又诬告李靖谋反，被免除死罪流放边疆。当时有人进言说：“高甑生是当年秦王府的功臣，请求宽恕他的过失。”

太宗说：“虽然他是我藩邸时期的旧部，过去的劳苦确实不能忘记。然而治理国家遵守法律，事情必须标准划一，如果现在赦免了他，就会开启投机取巧的侥幸之路。况且国家在太原起义时，跟随起兵及征战有功的人非常多，如果高甑生被免罪，谁不心怀觊觎？那么有功的人就都会去触犯法律。我之所以坚决不赦免他，正是为了这个原因。”

贞观十一年，特进魏征上疏说：

臣听说《尚书》记载：“明德慎罚”，“对待刑罚要充满怜恤！”《礼记》说：“做上司的容易被侍奉，做下属的容易被理解，那么刑罚就不会繁琐。上司如果狐疑不定就会使百姓迷惑，下属如果难以被理解就会使君长劳累。”做上司的容易被侍奉，下属容易被理解，那么君长不劳苦，百姓不迷惑。

所以君王有一种美德，臣子就没有二心，上级播撒忠厚诚恳之风，下级竭尽股肱之力，这样以后太平的基业才不会坠落，“歌颂太平”的乐章才能兴起。如今圣道布满华夏与四夷，功绩高出宇宙，无不思慕归服，没有哪个远方不来归附。然而言辞尚且追求简练，志向却致力于明察秋毫，刑罚与赏赐的运用，还有未能完善的地方。刑罚和赏赐的根本，在于劝勉善良而惩罚恶人，是帝王用来对天下人一视同仁、不因贵贱亲疏而厚此薄彼的手段。如今的刑罚与赏赐，未必完全做到了这一点。有时屈伸取决于个人的好恶，有时轻重由于内心的喜怒；遇到高兴时就在法律范围内怜悯其情理，碰上愤怒时就在事情之外搜罗其罪状；所喜爱的人哪怕剥皮也要挑出羽毛，所厌恶的人哪怕洗垢也要找出瘢痕。

瘢痕可以被搜罗，那么刑罚就会泛滥了；羽毛可以被挑出，那么赏赐就会出错了。刑罚泛滥就会导致小人得势，赏赐出错就会导致君子道消。小人的恶行不被惩罚，君子的善举不被劝勉，却期望国家治安、刑罚搁置不用，这是从没听说过的事。况且平时闲暇清谈时，大家都崇尚孔子、老子的学说；而当威严愤怒发作时，却去效法申不害、韩非子的法制。

行坦荡正直的大道，并非没有遭受过三次罢黜，为了保全自己而危害他人，大概也实在太多了。所以道德的宗旨未能弘扬，刻薄的风气已经煽动起来。刻薄的风气既然煽动，百般诡计就会在下层滋生；人们争相追逐时髦，法度标准就不统一了。用古代的王道来考核，这实在是亏损了君王之道。昔日楚国的州犁上下其手，楚国的法律于是败坏；汉朝的张汤凭一己喜好的轻重定罪，汉朝的刑罚因此变得弊端百出。

凭借人臣的偏邪不正，尚且不能让其诡诈阴谋得逞，何况是君王的高下随心，将把手脚安放在哪里呢？凭着圣明的睿智聪明，没有哪个幽微隐秘的地方照耀不到，难道是神明有所不及、智慧有所不通吗？沉溺于自己所安逸的环境，不把怜恤刑罚放在心上；陶醉于自己所快乐的事情，随即忘记了前车之鉴的巨变。祸与福相依相随，吉与凶同处一域，全都是人自己招致的，怎么能不深思呢？前些日子责罚稍微有些多，威严愤怒有些严厉，有时是因为供应帐幕不够丰盛，有时是因为土木营建违背了规定，有时是因为物品不合心意，有时是因为人不服从命令，这些都不是治理国家的当务之急，实在令人担忧这是骄傲奢侈的萌芽。由此可知“高贵并非与骄傲相约而骄傲自然到来，财富并非与奢侈相约而奢侈自然产生”，这绝不是空洞的话语啊。

况且我们所取代的朝代，实在是有隋朝。隋朝乱亡的根源，正是圣明君王所应当清醒看到的。

拿隋朝的府库积蓄来比喻今天的物资储备，拿隋朝的精兵铠甲来比喻当今的士兵战马，拿隋朝的人口户籍来比喻当今时局的百姓，长短大小相比较，哪在一个等级上？然而隋朝因为富强而最终丧败，是因为轻举妄动啊；我们因为贫穷而安定宁静，是因为清静无为啊。清静就能安定，妄动就会混乱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，并不是隐蔽而难以看见的，也并不是微妙而难以察察的。然而人们往往不肯走平坦易行的道路，却大多遵循翻车的前车之辙，为什么呢？就在于安不忘危、治不念乱、存不虑亡所导致的后果啊。

从前隋朝尚未大乱时，自己认为必定不会乱；隋朝尚未灭亡时，自己认为必定不会亡，所以才会甲兵屡次调动，徭役从不停止。直到将要遭受杀戮和侮辱时，竟然还没醒悟他们灭亡的原因所在，怎不令人哀叹啊！要鉴别形体的美丑，必须面对平静的水面；要鉴别国家的安危，必须借鉴灭亡的国家。所以《诗经》说：“商朝的前车之鉴并不遥远，就在夏桀的那个时代。”又说：“砍伐斧柄砍伐斧柄，它的法则并不遥远。”

臣恳切希望陛下对于当今的一举一动，一定要把隋朝作为前车之鉴，那么国家存亡治乱的规律，就可以知道了。如果能思考隋朝所以危险的原因，就会平安；思考它所以混乱的原因，就会大治；思考它所以灭亡的原因，就会长存。知道了国家存亡的所在，节制嗜欲来顺应人心，减少游猎游玩的乐趣，停止靡丽浮华的制作，罢免不紧急的事务，谨慎对待偏听的愤怒；亲近忠厚之人，疏远奉承谄媚之徒，杜绝顺耳的邪说，甘心接受刺耳的忠言；摒弃容易进取的小人，看轻难以得到的财货，采纳尧舜时期的公开批评，追随大禹和商汤的自我责备；爱惜十家百姓的财产，顺应广大百姓的心愿，就近在自己身上反省，用宽恕的态度对待事物，思考通过谦虚劳苦来获得益处，不因自我满足而招致损害；有所行动就会使万物和谐，开口说话就会有千万人响应，超越前代君王的最高美德，为后代子孙树立良好的风尚，这就是圣哲的宏大视野，是帝王的大伟业，所有应当做的事都已做完，全在于谨慎地坚守罢了。

坚守它虽然容易，但当初夺取它实在是艰难。既然能够攻克那艰难的部分，难道还不能保住那容易的部分吗？如果保卫得不够巩固，那就是骄傲奢侈淫逸毁坏了它。对事情的结局要像开始时一样谨慎，怎么能不勉励自己呢！《易经》说：“君子在安宁时不能忘记危险，在生存时不能忘记死亡，在安定时不能忘记混乱，因此自身安全而国家得以保全。”这话实在是至理名言，不能不深入体察啊。

伏愿陛下向善的志向，不比过去减少，听到过错就一定改正，比以往稍微有所欠缺。如果能以当今太平无事之时，推行过去那种恭谨节俭，那就做到极致完美了，自然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了。

唐太宗深深赞赏并采纳了这些建议。

贞观十四年，戴州刺史贾崇因为他所管辖的部下有触犯“十恶”重罪的人，被御史弹劾上奏。太宗对侍臣说：“从前陶唐氏是大圣人，柳下惠是大贤人，可他的儿子丹朱却非常不肖，他的弟弟盗跖做臣子却十分残暴。凭借圣贤的教诲，凭着父子兄弟至亲的亲情，尚且不能使他们受到熏陶而转变，去除恶习跟随善良。如今派遣刺史去治理地方，教化普及下层百姓，使他们全都走上善良的道路，怎么可能做得到呢？如果因此让他们全都遭到贬官降职，恐怕会使官员们互相隐瞒掩盖，真正的罪人反而被漏掉了。各州如果有犯十恶罪的人，刺史不应当连带受罚，只要命令他们明确加紧查访并依法定罪，大概就可以使奸邪恶人肃清了。”

贞观十六年，太宗对大理卿孙伏伽说：“制造铠甲的人希望它坚固，是担心别人受到伤害；制造箭矢的人希望它锐利，是担心射不伤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各司其职，其利益在于称职罢了。朕常常询问法官刑罚的轻重，他们每次都说法律网开一面比前代宽容，然而主管司法案件的官员，其利益却在于杀人，靠陷害别人来达到显达的目的，以此钓取声誉和名望。如今所忧虑的，正在于此啊。极应当严加禁止，务求判决宽厚公平。”